近，经《新京报》报道，一则关于“昔日红卫兵忏悔弑母”新闻饱受关注。1970年，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一番言论，被张红兵和他的父亲举报为“反革命”，两个月后被枪决。如今，张红兵向社会公开这段历史，公开向母亲忏悔，希望通过自己这个反面教材，让更多的人牢记历史的悲剧。

　　张红兵的家庭悲剧发人深省，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悲剧，引发人们对“文革”的深刻反思。但除了政治意义之外，张红兵的故事对现代法治社会的意义也有值得讨论之处，比如，假设张红兵的母亲不是发表政治言论，而是犯下杀人等严重刑事罪行，张红兵是否还应举报，事后是否还会因母亲被枪决而忏悔？

　　恶法也是法，在当时的环境下，反革命罪确实存在，作为“守法公民”的张红兵举报犯法的直系亲属，不也是大义灭亲？张红兵到底是被法律愚弄，还是被历史愚弄？

　　张红兵的悲剧是时代悲剧，但也显示出法律与人伦的冲突、法律与良知的冲突。有人说，面对不公正的法律，更需要遵循的是内心的良知，而良知，宽泛说也应涵盖于人伦之内。古代的法律，因为孔子提倡的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”伦理而讲究“亲亲相隐”，直系亲属间知情不举，互相包庇不为罪，那么在现代社会，“亲亲相隐”的法则是否应该予以继承呢？

　　张红兵主动出首亲母，原因大概有几种，一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忠诚。二则是因为建国后的法律一直在鼓励大义灭亲，在文革时期，知情不举甚至等同同犯，张红兵父子有恐被母亲牵连的恐惧。是政治原因和法律原因，一同促成了张家的悲剧。现在，政治原因显然已经基本上不存在，剩下的则是法律层面的反思：司法公正是否应让位于伦理亲情？不再鼓励和强求犯罪嫌疑人家人“大义灭亲”？

　　去年3月14日审议通过了新的刑法修正案，其中百八十八条明确规定：“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，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，但是被告人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除外。”这是“亲亲相隐”原则在法律的重要适用，很多人赞为进步，刑法理应尊重人类永恒存在的情感因素，尊重亲属之间特殊的感情，但也有法律学者认为仍嫌不足，主张包庇罪、窝藏罪等法条中对近亲属免罚，因为对犯法亲属提供帮助、隐匿等，实在是人类亲情作用下难以拒之事。一部良法、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应当是符合人性的。孟德斯鸠亦说：为了保存法纪，反而破坏人性是为恶法。

　　当然，在法律上主张亲亲相隐并非拒大义灭亲，大义灭亲不是亲属的义务，但却是亲属的权利。法律不应通过恐惧驱使人们举报亲属，但却应鼓励人们因为良知而大义灭亲。号称华尔街史上庞氏骗局的麦道夫诈骗案，告发者正是麦道夫的两个儿子。至于当下社会流行的妻子举报老公贪污，二奶举报情夫腐败，也应予以鼓励，比如在“量刑时可酌情从轻”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古语有“知情不举罪加一等”的说法，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，知情不举其实并非犯罪。为犯罪分子提供帮助者犯包庇罪，但仅仅由于出于亲情、友情、恐惧或麻木等各种原因未向有关举报嫌疑人，则不负刑事责任，可以建立健对举报人的奖励和制度，通过鼓励来激励举报人积极进行举报。当然，对工作人员或企业组织人员来说又是另一回事，对同事犯罪知情不举，很可能会涉嫌渎职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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